李小云：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发展学家。1987年取得中国农业大学农学博士（为78年恢复高考以后中国第一个农学博士），之后就职于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9号院），开始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并参与了八十年代我国农村领域最早的改革。李小云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在参与式发展、性别与发展、公民社会等领域曾进行过开拓性的工作，被誉为“中国发展学之父”。  
   
 30多年前，虽然我国的整体福利水平与今天无法相比，西方世界也将中国列为贫困国家，但贫困并不是当时的大众话语。当然，这除了与当时的社会分化程度很小、人们的相对贫困感不强有关之外，与当时我们信息相对闭塞，不了解外部世界的发达程度也不无关系。
而当一个国家内制约经济发展的制度性因素被逐渐消除之后，借助于相对公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和已有的基础设施和教育水平，在助推经济迅速起飞的同时，使增长的效应平等地惠及到包括农村贫困人口在内的整个社会大众，不断减少贫困人口数量，就成为发展经济过程中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我国农村贫困格局的新变化
在经济高速增长和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同时，地区差异和个人条件、发展机会等的差别逐渐造成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在进入新世纪以后，这一问题愈加严重，农村贫困格局在新的历史时期有了新变化：一是在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下，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催生大量的贫困人口，从贫困特性上，可将这种贫困称之为转型贫困，或短期性贫困和过渡性贫困。这个群体中的一部分人会在经济发展中获得机会从而走出贫困，一部分人会随着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善而保持在贫困线以上，还有一部分人则会落入贫困陷阱，这部分人即构成了所谓贫困的增量；二是原来一直没有摆脱贫困的，而且处于贫困代际传递状态，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逐渐深陷贫困陷阱的人口，就处于我们说的绝对贫困，这个群体因陷入长期性的贫困而构成贫困的存量。
由于经济增长的主要领域越来越远离贫困人口所能从事的产业，经济增长的直接减贫效应越来越小。长期以来一直具有很强的减贫效应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因此，除拥有相当大的资源规模之外，依靠传统意义上的（小规模的）基于农业开发的扶贫措施，很难解决尚存的农村贫困问题。近几年贫困问题之所以引起高度关注，主要就在于贫困存量减少的速度在下降，也就是在现有的经济社会条件下，贫困人口似乎很难走出贫困。事实上，大部分的贫困人口已经落入结构性贫困陷阱，这是新时期扶贫工作面临的新挑战。

农村贫困治理的目标
面对前述的贫困格局，在目标上，一方面要防止处于转型状态的脆弱群体落入贫困陷阱。这些群体主要生活在中西部地区，由留守人口、流动人口和主要以小规模农业经营获取收入的农民组成。这些群体，除少数陷入绝对贫困以外，多数属于脆弱群体。只要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保持一定的增速，加上改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采取阻断贫困代际转移的积极措施，并注重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就能够使很多农民远离贫困陷阱。另一方面，要帮助落入贫困陷阱的群体跨出陷阱。这部分群体主要生活在边远山区和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呈现出明显的多维度贫困的特点，自身脱贫难度较大。针对以上两个目标，新时期的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应着眼于如何减少贫困增量和存量两个方面。
减少贫困增量的目的，是防止脆弱群体落入贫困。这个方面，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可大有作为。农村扶贫开发政策制定的初衷，主要是针对那些由于各种条件所限，特别是因区域经济条件欠缺而不能在经济增长中受益的群体，实施补偿性的政策。一方面，其面对的是有能力但没有条件摆脱贫困的人群；另一方面，其主要是围绕经济开发、特别是以农业为主的开发性活动进行的设计。因此，在转型问题突出的地方，只要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对扶贫有足够的优先性考量，开展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就能够在防止脆弱群体落入贫困陷阱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但是应注意的是，除了移民搬迁和建房补贴等少量项目具有一定的保障功能外，农村扶贫开发政策本身并无直接的社会保障功能，也无法直接对接农村流动人口和留守人口的需求，更无法直接阻断贫困的代际转移。除非一些有独特资源的地区，通过产业开发可以产生明显的减贫作用以外，多数农村贫困地区，单纯通过一般性、小规模的农业生产来防止脆弱群体落入贫困陷阱非常困难。因此，今后的扶贫工作要考虑大扶贫的战略，其中亦包括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采取有效的阻断贫困代际转移的措施等。
逐渐减少贫困存量是农村贫困治理的第二个着眼点。与转型性贫困不同，处于贫困存量中的贫困人口，大都处于长期性贫困的状态。这部分群体具有多维度贫困、脱贫非常困难、存在一定的分层等特征。特别是处在最低端的群体，基本是完全需要被保护的人群，很难在一般性的开发式扶贫中受益，需要社会保障等制度的扶持。但是若有如互助性开发等特殊的开发措施，这个群体依然可以维持生计并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助推下越过贫困陷阱。

新时期农村扶贫新机制
缓解非收入性贫困。新时期，贫困更多地体现在农村贫困人口与城市人口、农村富余人口相比较所呈现的相对贫困上。一方面，农村贫困人口的收入虽然在不断提高，但是尚未达到足以让其走出贫困陷阱的临界点；另一方面，非收入方面的贫困，如教育、健康、环境等诸多方面的支出也在消解农村贫困人口从事经济活动产生的收入。因有限的收入被不断投入到教育、健康、住房等方面，多数农村贫困人口并没有足够的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以致自身缺少摆脱贫困的长期的“造血”功能。解决或消解非收入性贫困，要提高扶贫措施的“输血”功能，使贫困人口能够腾出资金并将其投入到“扩大再生产”的经济活动中，这等于提高了贫困人口的财产水平，并且将有助于贫困人口通过开展经济活动提高自身长久脱贫的能力。
确保贫困人口的收益。当前，贫困已经呈现出某种结构性特点，优势群体对扶贫资源和收益的捕获非常明显。任何扶贫项目一旦开始实施，条件相对较好的农户依托自身具有的资金和其他社会资源优势，往往会率先获得项目支持，或者获得更多的收益。这种情况，在那些采用“公司+农户”的方式开展扶贫实践的资源丰富地区极易发生。因此，必须在制度设计层面寻找激发企业积极性的有效方式，同时建立起确保贫困人口收益的制度性机制。比如将扶贫资金折股和在公司派驻独立财务人员等，当然这需要将扶贫资源交给贫困人口由其直接决策。
整合资源投入。尽管国家在贫困地区大规模投资，遗憾的是，不同部门的各种资源很难通过一个有效的瞄准机制被整合到扶贫开发中来。从目前的情况看，贫困凸显的情况多存在于那些处于山区和边远地区的自然村落。因此，将贫困的自然村落作为消除“贫困死角”的基本单元，有利于各种资源的整合投入。需要把来自政府、民间和市场上不同类型和有不同使用要求的扶贫资源整合规范到科学的框架之中，并且能使这些资源的投入产生“积累”作用。基于贫困村的综合投入，可以将投入的资源逐渐转变成贫困人口拥有的物质、文化、社会经济的财富存量，以此提高贫困人口的综合财富水平。
改革、创新扶贫方式。扶贫资金以总额，而不是项目的方式下放到地方。同时，要考虑贫困人口如何参与决策的问题以及引入第三方的独立监测机制，否则将会出现新的资金使用方面的问题。此外，扶贫是系统性的社会工程，群众运动式的参与和大批量干部驻村到户等虽能强化对扶贫工作的支持力度，但若没有很好的规划和培训，特别是没有具体的项目任务，很容易使扶贫工作的开展流于形式。扶贫攻坚的难点，在于扶贫资源到达贫困人群的“最后一公里”往往出现“短路”。由于基层工作人员数量有限，各种事务都集中在他们身上，负担累累，很多无力做到精准扶贫。因此，如何动员公益组织积极参与，对于实现精准扶贫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制定科学、长远的农村扶贫规划。由于贫困地区人口的不断外流，贫困村出现了承载扶贫开发主体缺失的问题，对很多以留守人口为主的贫困村进行建设的确存在备受争议的公共资源投入效益的问题，但是贫困乡村作为贫困人口生产和生活的空间不会消失。把贫困村作为扶贫开发的综合治理单元进行建设，同时对贫困人口进行个体帮扶将会成为未来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故而制定科学、长远的农村扶贫综合治理规划，并按计划分年度对其加以实施是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有益举措。
(转自人民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