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好农业、建设好农村是个关键。一是因为中国现存的约6000万贫困人口绝大部分位于农村，二是因为农村发展中的改革空间已经基本利用完了，亟须拓展新的改革空间。当中央把未来发展的主要注意力转向城市时，农村改革突破的重要性再度显得迫切起来。
　　日前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预示着中国农业将进行一次结构调整的改革。当前中国农业面临诸多矛盾和难题，比如，中国粮食生产2015年取得了“十二连增”，与此同时，2015年粮食进口规模可能会再度创下纪录，而国内托市收储的粮食库存也将保持高位，呈现出生产量、进口量、库存量“三量齐增”的怪现象。此外，我国农业生产还面临着 农产品( 000061, 股吧)价格“天花板”封顶、生产成本“地板”抬升等新挑战。
　　根据国内学者伍振军的研究，2015-2016年度我国玉米、小麦、稻谷库存合计高达2.54亿吨，将创历史最高纪录。以棉花为例，2015年度我国棉花库存占全球库存的50%左右，自2013年以来棉花库存连续三年超过1000万吨，近两年国内棉花与进口棉花价差很大，棉花高价收储国家潜亏在600亿元以上。此前，中国每年仅粮食储备的亏损就达600亿元以上，再加上农民的补贴，总供要超过千亿。
　　与此同时，国内国际农业资源配置扭曲问题很严重。国内国际大宗农产品价格差距很大，以粮食价格为例，2010年以来国内小麦 现货价比国际现货价高出1000-1200元/吨，稻谷高出1100-1600元/吨，玉米高出900-1200元/吨。如此高的粮食生产成本，在国际上完全不具备比较优势，只能是增产越多，亏损越多。
　　这些问题的“病根”都出在中国农业的结构问题，以及一些扭曲的农业政策问题。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延伸至农业领域，就必须通过调整农业结构，提高农产品供给有效性，增强市场配置农业资源，才能推动中国农业提质增效，从根本上破解农业发展难题。
　　在我们看来，未来中国农业的发展需要重点解决几个问题：
　　一是调整粮食生产基本策略，调整粮食自给战略的弹性，从国际着眼综合保障粮食安全。要调整过时的粮食自给率目标，在国内确保口粮生产的同时，加强对全球农业开发潜力、环境与风险的分析，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来加强保障粮食供给。正如研究人员过去所说：进口粮食就是在进口土地和水资源。以中国进口粮食1亿吨来计算，相当于国际上有7亿亩土地为中国生产粮食。
　　二是在农村土地制度上应该寻求突破。中国的改革发端于农村，承包制改革了农业生产关系，这个红利吃了几十年，现在到了变革的时候。以农民个人承包制为代表的小农生产的边际效率提升的难度越来越大，必须要有新的制度改革突破。在我们看来，最大的制度突破应该在土地制度上，简称为农村“三块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承包地和农民宅基地的改革。我们认为，土地制度改革将是下一步中国农村发展是否具有活力的最重要因素。比如农村宅基地如果能上市交易而且保障土地权属，那将在中国刺激起一轮城市资本下乡发展小城镇的高潮。全国人大常委会12月27日表决通过，中国将在232个试点县（市、区）、 天津市蓟县等59个试点县（市、区）分别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农民住房财产权（即“两权”）抵押贷款试点，也是在扩大农村土地改革的经验。
　　三是农业产业发展面临改革与提升。从种植来看，不能只是为粮食而粮食，要兼顾农业的经济产出和效益问题。国家发改委提供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蔬菜平均每亩净利润为2069.78元，是稻谷的10.1倍，小麦的23.6倍，玉米的25.30倍，而棉花、糖料、大豆等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生产净利润都是负值。这显示中国粮食、棉花等土地密集型产业与水果、蔬菜、水产品等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之间资源配置不合理。从组织方式来看，个人承包制只是改革了生产关系，但在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上，仍然是个体小农经济，这在未来没有出路。应该在土地流转制度、农业组织化发展、产业资本下乡等方面，进行更大力度的改革。
　　农业和农村发展对中国实现“十三五”目标至关重要，未来中国的农业发展要再上台阶，必须建立在大力度的制度改革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