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  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  中国政治学者、作家，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  瑞士日内瓦外交与  国际关系学院访问教授，春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上海社科院世界  中国学研究所所长，  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写有《邓小平时代的意识形态与经济改革》、《重塑两岸关系的思考》等专著。  
   
　  　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是中国人数千年治国理政的一个核心观念，是中国政治的最大共识。从“打土豪，分田地”，到“实现小康”“为人民服务”“体察民间疾苦”“密切联系群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本质上都是“民本”思想的体现。
　　今天，“民本”思想指的不仅是国家要致力于改善民生，而且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安排要着眼于在更高、更广的层次上提升人民生活的品质，落实到政府为百姓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落实到让人民过上更安全、更自由、更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中国之所以能够这么快地崛起，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国家重中之重的工作就是大力推动民生的改善。
　　西方政治文化中今天谈得最多的还是西方自己界定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他们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在世界上推广这些价值，但他们的做法在非西方国家却频频遭遇失败，主要原因就是这一切与这些国家百姓所盼望的改善民生愿望严重脱节，导致了政治机器空转和无穷的政治纷争、动乱甚至战争。
　　其实，西方模式今天的最大困境也是改善民生乏力。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经济危机等已经导致西方国家百姓生活水平长期停滞甚至下降。绝大多数西方民众关心的也是经济、就业、福利这些民生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的“民本”思想不仅对于实现中国梦意义重大，而且对于解决许多世界性的难题也有重要的启迪。

　　二、和而不同、和谐中道
　　从政治文化比较来看，中西方历史的一个重要差别就是宗教战争的差别。欧洲历史上，不同宗教之间，不同教派之间的战争持续了上千年，今天也留下了很多阴影。而中国人“和而不同、和谐中道”的文化使中国避免了欧洲长期宗教战争的悲剧，也是中华文明持续不断绵延数千年的主因。
　　西方政治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强调社会不同利益之间的博弈，喜欢斗争哲学；而中国自己的政治文化传统更注重“和而不同、和谐中道”。这种文化传承在中国经历了百年动荡后重新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共识，这是弥足珍贵的。中国人强调“求大同、存小异”，强调“退一步，海阔天空”，强调社会不同利益的和谐共生。
　　可以预期，在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和而不同、和谐中道”的理念将继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在全球族裔矛盾、文明冲突日益严重的今天，这一理念对于解决全球治理的诸多困境亦有借鉴意义。

　　三、兼容并蓄、独辟蹊径
　　中国文化的另一特点是“兼容并蓄”及其超强的学习能力，从“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到“三人行必有我师”，从“谦受益，满招瀛”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陈言务去”到“学如蝉蜕”等祖训都反映了这种的传统。但这不是简单地模仿别人，而是从不同文明中汲取养分，从世界各国借鉴经验，最终在综合别人长处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独辟蹊径”。
　　比较之下，西方文化中更多是“三人行我必为师”的传统。进而形成唯我独尊，向别国强行地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模式，结果搞得整个世界不得安宁，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今年出现的席卷欧洲的“百万难民潮”相当程度上就是西方极力推动“阿拉伯之春”给自己带来的恶果。
中国人“兼容并蓄”“从善如流”，大胆借鉴别人之长，丰富和发展了自己，但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没有失去自我，而是坚持了以我为主，兼容并蓄，另辟蹊径，综合创新。在政治领域内，我们把“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这种做法明显好于西方光是依赖“选举”的制度。在社会领域内，我们拒绝了西方主张的那种社会与国家对抗的制度，而是推进社会综合治理，推动社会协商和对话，建立社会与国家高度良性互动的制度，所以我们的国家和社会都比西方更有凝聚力；在经济领域内，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是一种“混合经济”，包含了“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有机结合，市场与计划的有机结合，国企与民企力量的有机结合等，虽然这个制度还需要完善，但它已经展现了独特的竞争力，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和百姓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我们还要继续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好经验，但一定以我为主，博采众长，洋为中用，另辟蹊径，自成一家。
(转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