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逊，著名国学大师钱穆之子，1933年10月生。籍贯江苏无锡。1952年—195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1953－1981年先后在清华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组、哲学教研组任教。1982年后转攻中国思想史。 主要研究方向是先秦儒学、中国古代人生哲学。1982年至1985年3月任大学文史教研组主任，1985年3月至1994年任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1995年1月至1999年9月任所长。著有《论语浅解》、《先秦儒学》、《中国古代人生哲学》、《中国传统道德》（全书副主编，《理论卷》主编）、《推陈出新———传统文化在现代的发展》及论文若干篇。校外学术兼职：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华孔子学会等学术团体理事。  
　  
         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文化最核心的精神就是人的修养问题，做人的问题，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大学》里面讲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问题是儒学的根本精神，也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修身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也是所有人立身的根本。学习中华文化，传承中华文化的意义就在这一点上。
　　在修身过程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我认为可以用五点来说明。
　　第一点是讲“义”，就是崇德。把道德精神的追求放在第一位，放在物质生活追求前面。第二点讲“群”，乐群。在处理个人和群体的关系上，要把个人当作群体的一分子，放在群体中间。不能只为个人，而是要把个人发展、个人价值、个人命运放在群体中思考。群体包括小到家庭、家族，大到民族、国家，今天以至于全人类。个人的发展要和群体的发展、群体的利益相结合，群己统一。第三点讲“和”，贵和。这一点讲得比较多，大家比较熟悉。然而对和的意义，还需要仔细思考、理解。我们说和为贵，这个并不只是一个善良的愿望；也不只是说，人与人相处不要动不动去斗争，不仅是简单地讲和气；而是有着深刻的理论基础的。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认识：整个宇宙、整个世界是一个和的世界，是由多种成分、多种因素依一定关系共处一起组成的统一世界，和是宇宙万物存在的基础和存在的方式。和为贵是在这样一种根本认识上提出的最高价值标准；由此，我们处理一切问题都要本着和而不同的原则去处理。世界是和的世界，所以要以和为贵，要和而不同，这是和的三层含义。第四点讲“礼”，尚礼。礼是从践行的角度讲。前面讲的义、群、和这些精神在行为上落实在什么地方呢？就要通过礼。《论语》说克己复礼为仁，就是说一切按礼去做，就是仁。礼是一种规矩；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讲礼也就是一切要守规矩。这些规矩就是义、群、和等精神价值的行为体现。为什么中国能成为礼仪之邦，就因为中国有守礼的传统。第五点是讲“耻”，知耻。《论语》上说要“行己有耻”，就是要有羞耻心。这是讲道德的基础。西方的道德建立在宗教信仰的基础上，信仰上帝。中国没有这样一种宗教传统，中国人的道德建立在羞耻心的基础上，或者老百姓经常讲的做事要凭良心。有羞耻心，人就会有所不为，自觉不做违背道德的事；如果没有羞耻心，所有一切道德就失去基础，一个人就会无所不为。
　　这五个方面，从不同的角度回答了做人的基本问题。义、群是回答人生的两个基本问题；和是从对世界的根本认识提出待人处事的根本价值观和原则；礼是从践行落实的角度谈；耻则是从道德的基础上谈。这五个方面构成一个体系。中国人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性格和精神面貌，其实离不开这五点。当然，这五点具体落实到每一个时代，或者每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又有具体的内容，有时代的内容，所以需要根据新时代的要求创造性地去理解和解释，使其有创新发展。
　　关于读经典，我觉得可以从读一本经典开始，比如从读一本《论语》入手。《论语》这部书应该说是整个儒学的源头活水，里面包含着最基本的东西，儒学的文化基因，而且这本书也比较容易读。当然不管学什么，要和自己的日常生活与工作实践结合起来，不要求把握到一个非常系统的理论。首先是和自己实践生活相结合，逐渐在这个基础上有一个系统的理论上的认识。
　　至于党性修养，我想其基础是做人的修养，是基本的做人的修养在共产党人身上的体现。如果不懂得基本的做人道理，基本的做人的要求都做不到，就谈不上党性修养。同时我建议我们的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再读一读刘少奇那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那里面把传统修养的学说和共产党的思想建设很好地结合起来，做了创新性的解释和发展。这本书在共产党的建设上面，在那个时代一些进步青年的成长上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转自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