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新取向

　　胡伟教授在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年度论坛上的演讲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旨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把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从器物层面提升到制度层面，是中国现代化战略的大飞跃，对这一点要予以充分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要有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不能只有中国化而没有马克思主义。在治国理政上，主要体现为，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近一个世纪社会主义运动逐步走向民族化是符合实际的，某种意义上也是势所必然，其经验值得总结。但是，离开国际主义，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真正有生命力的。至少，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需要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普遍意义是什么

　　思想者小传

　　胡伟1964年生，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执行院长，上海交通大学博导，华东师范大学讲席教授。历任复旦大学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研究领域为政治学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兼任上海市社联副主席、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中国政治学会和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常务理事、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议组成员，以及上海市政治学会、行政管理学会、领导科学学会副会长等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把握时代潮流，立足国情实际，顺应人民期待，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战略思想。如何认识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的新取向呢？总的来说，可以从三个大的方面来看，也可以概括为“三大战略”，即新的战略愿景、战略目标和战略布局。

　　从“三大战略”看新取向

　　首先，提出了新的战略愿景：中国梦。

　　这个大家已经很熟悉了，在此不再赘述了。这里要搞清楚的是，中国梦跟“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系是什么。现在有人往往把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放在一起讲，但两者是什么关系？人们的认识还比较模糊，需要进一步厘清。

　　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目前大概存在以下三种不同解读。第一种观点是“等同说”，就是中国梦等于“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比如有专家讲，中国梦就是两个目标：第一个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一个是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第二种观点是“半等同说”，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有5年就实现了，中国梦不可能那么快就实现，所以要等到第二个一百年实现了现代化，中国梦才能实现。第三种观点是“基础说”，即“两个一百年”只是为中国梦的实现奠定了基础，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一个更长期的战略愿景。

我比较认同第三种观点，不能说到2050年前后中国梦就完全实现了，就可以画一个句号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至少几代人的不懈奋斗。这一愿景对于凝聚全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具有精神引领作用，因为中国梦更多展现的是一种软实力。中国梦虽然是“强国梦”，但必须走出“国强必霸”的逻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关键的是文明的复兴。

　　第二，提出了新的战略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中国梦作为宏大的战略愿景，需要更为具体的、对实现民族复兴具有关键作用的战略目标来支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这样一个重要战略目标。我觉得，目前大家对这个问题还没有予以足够的关注。虽然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但我认为其意义不仅限于全面深化改革，实际上也是统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战略目标。这个战略目标，既适用于三中全会启动的全面深化改革，也契合于四中全会倡导的全面依法治国，因为依法治国就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同时，这个战略目标也适用于十八届五中全会。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其中之一即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因此五中全会和“十三五”规划也是贯彻了这一战略目标。

　　我想强调的是，对这样一个战略目标的重大意义，还需要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记也说过，我们过去讲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现在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一个新概念。因此有人称之为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我觉得，这样说虽然也可以折射出这一战略目标的重大意义，但是还不够。我认为不是“第五个现代化”，而是在一个新的层次上的现代化。“四个现代化”说到底都是器物层面的现代化，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探索现代化，最开始就是器物层面，洋务运动就局限在器物层面。到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试图上升到制度层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旨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把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从器物层面提升到制度层面，是中国现代化战略的大飞跃，对这一点要予以充分的认识。

　　第三，提出了新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已经成为现阶段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需要研究的是，到2020年我们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如何对待“四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邓小平最初提出来的，世纪之交，我们提前完成了原定的小康社会发展目标。当时党中央提出“进入”小康以后，还有一个“建设”小康社会的问题，并形成了新的翻两番、“三步走”战略，以确保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报告中都提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八大作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部署，明确要求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那么，2020年以后，“四个全面”还管不管用？我认为，“四个全面”的后三点在2020年以后依然管用，都是伴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任务。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2020年后已经完成，但新的阶段性目标也会随之出现，应该是全面实现现代化，即第二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当然，实现这一目标在2020年之后还有30年，中间是不是可以搞一个阶段性的目标，可以研究。

　　上述战略愿景、目标、布局，新在哪里？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要有历史的维度和现实的维度，这是在一个新的时空条件下对治国理政的顶层设计，尤其是历史维度很重要，要深刻把握其历史的纵深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要把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30年统一起来，这是习近平同志所强调的。所谓治国理政的新取向，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把这两个30年给统一起来了。除了两个30年，还有两个一百年的纵深，甚至还可向前延伸，从1840年鸦片战争、1921年建党（稍前可以延伸到“五四”新文化运动）、1949年建国和1978年改革开放这四个历史维度，来认识当前治国理政的“三大战略”。

治国理政中要坚持辩证法

　　在概括分析了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取向之后，需要探讨的是，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观点来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要有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不能只有中国化而没有马克思主义。在治国理政上，主要体现为，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首先，这一治国理政的新取向蕴含了经济和政治的辩证关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基本路线不能动摇，同时也要更加重视政治发展，包括前面所说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目标，显然属于政治发展的范畴。再看看“四个全面”，至少两个半是关于政治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姑且算作经济问题，我说是姑且，因为全面小康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并不完全是经济问题，但经济是基础，衡量全面小康，经济指标是关键。但是全面深化改革，就不能讲只是经济的，虽然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定位，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听起来经济成分很浓，但其总目标是完善我们的制度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这样来看，至少是政治一半，经济一半，所以这算半个。剩下两个全面，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这完全就是政治命题了。

　　政治和经济的辩证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决定政治，但政治对经济有反作用。列宁甚至讲过，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所以，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很复杂，必须把握好。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把握政治和经济的辩证法方面是有思考、有创见、有深度的。

　　其次，是把握了全局和重点的辩证法。这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当中的矛盾论。比如说，该如何认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看看习近平本人是怎么说的。2015年初，他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面对复杂形势和繁重任务，首先要有全局观，对各种矛盾做到心中有数，同时又要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他接着又说：“我们提出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我们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在任何工作中，我们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

　　全局和重点，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两点论和重点论，这都是重要的辩证关系。在我看来，“四个全面”的要义恰恰不在于“全面”，而是重点，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工作重点，是主要矛盾，是牛鼻子。以往我们非常喜欢说系统工程，什么都是系统工程，系统工程中每一个环节都重要，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系统思维经常妨碍我们抓主要矛盾。我认为“四个全面”是抓要害的，是推进我们全面工作的制胜法宝，把握了矛盾的规律性。

　　最后，是协调了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的辩证关系。大家知道，改革开放以来“摸着石头过河”是一个重要的方法，也是邓小平的名言。当然，若说邓小平没有顶层设计，也不对。我们建设小康社会，现代化“三步走”的战略，乃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都是他提出来的。我们说小平同志是总设计师，总设计师没有设计怎么行呢？但也不可否认，“摸着石头过河”的确是改革开放的主要方法，在当时的背景下也是合理的。问题是以往我们对顶层设计关注不够。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的新取向，新在哪里呢？强调顶层设计就是一个重要方面。怎么把“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辩证统一起来，是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的战略性问题。

这个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就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提出的，要防止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唯理论”，另一种是“经验论”。毛泽东认为这两个都不对，因此提出了“实践论”，把理论和实际辩证统一起来。“唯理论”和“经验论”在现实中的表现，就是我们党曾经批判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的思想方法上，坚持了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把哲学源流中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有机结合起来。欧陆理性主义偏好总体主义的方案，英美经验主义则注重零敲碎打的工程。在政策分析理论上，表现为理性主义决策和渐进主义决策的分野，实际就是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区别。任何单纯的方法都是有缺陷的，必须把两者辩证统一起来，这是非常重要的方法论。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综合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精华，充满了唯物辩证法的智慧。

　　发展马克思主义面临新课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极其宏大的课题，我们党已经取得了重大的理论贡献。同时，也还有不少值得继续研究和回答的问题。这些新课题，我认为应该从方法论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以此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赢得国际话语权。就此我提出三点，与大家分享。

　　第一，社会主义的国际性和民族性的问题。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是一个国际性运动，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想象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国家建成，所以他们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马克思还有一句名言是“工人没有祖国”。但国际共运在他们那个时代经历了太多的坎坷，所以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是提出一国可以首先建立社会主义，即在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进行突破，因此俄国首先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后来进一步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理论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邓小平则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把社会主义从国际性逐步转向了民族性。我们现在提出中国道路，强调的正是中国特色。

　　我认为，近一个世纪社会主义运动逐步走向民族化是符合实际的，某种意义上也是势所必然，其经验值得总结。但是，离开国际主义，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真正有生命力的。至少，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需要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普遍意义是什么？这是一个大课题。

　　第二，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问题。马克思《资本论》　给出的界定是社会所有制和重建个人所有制。后来恩格斯在1890年致奥托·伯尼克的信中提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同其他制度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这是经典作家对于社会主义本质规定性的权威阐述，重点在生产关系领域。所以毛泽东也一直重视生产关系。问题是，马克思强调所有制，是基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生产力是高度发达的。而毛泽东所强调的生产关系，是基于中国落后的生产力，因此搞成了“贫穷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创造性地提出了“生产力标准”，即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后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这五点概括，既有生产力也有生产关系，但无疑生产力是关键。

值得关注的是，习近平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对社会主义本质前所未有的新概括。那么，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究竟在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在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理论问题。我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的判断标准，可以是一个复合结构，但要研究有没有决定性因素，以及哪一个是决定性因素。

　　第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两者是取代还是并存的关系？过去我们说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而现在的实际情况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存。我们主张与西方国家合作共赢，就是共存的概念。为此，习近平提出，扩大同世界各国利益交汇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就当今世界的格局来看，共存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但长远来看，社会主义如何战胜资本主义，是需要研究的宏大叙事。另外，在共存阶段，我们对资本主义的长处要学习和借鉴，但如何防范和抑制资本主义的弊端？比如对于资本我们要利用，但是否需要加以限制？不然，一些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已经逐步解决的毛病，在中国却不断滋长，严重伤害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形象。所以，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需要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下大力气来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把社会主义的普遍性与中国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特殊性有机结合的典范，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社会主义理想的不懈追求，又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既坚持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又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伟大创举；既主张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公平原则，又尊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策略选择；既高举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旗帜，又恪守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既坚信社会主义必将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又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的条件下与资本主义进行竞争并借鉴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同时，现实也提出诸多新的问题，等待我们探索和回答，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时代内涵。